第49章出港
朱焕之笑了，那笑很冷。“他说他爹是大明的平南王。他爹给明朝当平南王的时候，清军还没入关呢。后来他爹降了清，那是后来的事。他要不是降將的儿子，谁是？”
阿朗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朱焕之把信折起来，揣进怀里。
“写信给尚之信。”他说，“告诉他，他爹是大明的平南王，这事我记得。但他爹后来降了清，这事他也別忘了。他要是愿意跟我联手，广东的港口归他管，他的粮船我替他运。他要是想学他爹，也行。但他想清楚了——他爹降清的时候，清军已经打到家门口了。现在清军离他还远著呢。”
阿朗把他的话记下来，转身要走。朱焕之叫住他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
阿朗回头。
“派人去南洋。”
阿朗愣住了：“去南洋？找谁？”
“找范德兰特隆。”朱焕之说，“让他把南安剩下的船都调来。十条商船，改一改，装上炮。能打仗的兵也调来，五百人。”
阿朗站在那儿，攥著那枚铜幣，手心出汗了。
“监国，南安的船都调来了，南安怎么办？”
朱焕之看著他。
“南安不要了。”
阿朗愣住了。
“南安是咱们的根。”朱焕之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著他，“但根扎好了，就得往上长。长到清狗的地盘上，长到大明的地盘上。南安留几个人看著就行。船和人都调到福建来。打完了仗，再回去。”
阿朗站在那儿，嘴唇在抖。他想说什么，但没说出来。
“去吧。”朱焕之说。
阿朗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，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朱焕之还站在窗前，背对著他，看著外头的海。夕阳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阿朗脚边。
阿朗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那天晚上，朱焕之一个人上了城楼。月亮很圆，照得海面发白。船队停在海湾里，四十多条船，桅杆上的旗在风里飘。城楼上的旗也在风里飘。他站在旗杆底下，仰头看著那面旗。
他想起十年前，在台湾的码头上，郑成功指著一条船说“往南走”。他走了，走到南安，活了十年。现在他回来了，站在厦门的城楼上，手里攥著郑成功给的玉，身后站著耿精忠、郑经、尚之信，也许还有吴三桂。
他把玉举起来，对著月亮。
“郑藩主，”他说，“您让我往南走，我走了。您让我別回头，我回了。现在我要往北走，走到清狗的地盘上。您在天上看著，看我怎么打。”
他把玉贴在胸口，站了很久。
远处海面上，船队的灯一盏一盏亮了。城楼上的旗在风里飘，红底黄龙，在月光底下发著暗红色的光。
他转身往城楼下走。走到楼梯口，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月亮还掛在那儿，照得海面发白。旗还在风里飘。
他转回头，走下去。
明天，出兵。
天还没亮，码头上就站满了人。
三千南安兵列成方阵，火銃扛在肩上，站得笔直。他们身后是郑经的一万五千人，再后面是耿精忠派来的三千福建兵。
两万多人挤在码头上，黑压压一片，从岸边一直排到城门口。火把插在沙子里，照得半边天通红，海浪声被人的呼吸声盖住了，只剩下风在旗上扯出的啪啪声。
朱焕之站在“南安號”的船头，面前是两万人。林义站在他左边，腰上的伤让他站不直，但今天他站得很稳。林土站在他右边，豁了的那颗牙在火把光里一闪一闪的。阿朗站在后面，手里攥著那枚铜幣，攥得手心出汗。
朱焕之开口了。声音不大，但每个人都听得见。
他顿了顿，扫视著眼前这些人。南安来的老兵站得最直，郑经的人站得端正，耿精忠的人站得有些鬆散，但都在听。
“现在，我站住了。站在厦门，站在郑成功的宅子前面，站在大明的旗下面。清狗要来打，我就打。打到他们不敢来，打到他们看见这面旗就跑。”
他从怀里掏出那块玉，举起来。火把光照在玉上，龙纹发亮，像活的。
“这是郑成功的印。他给我的。今天，我带你们去打清狗。不是替我自己打，是替郑成功打，替那些死在清狗手里的人打。”
“上船。”
两万人开始登船。四十多条船，大的装八百人，小的装三百人。码头上乱了一阵，有人喊船號，有人喊人名，有人挤来挤去找自己的位置。林义站在跳板边上，一个一个点数，点一个上一个，点一个上一个。他的嗓子第三天就哑了，但今天出奇地好，喊了一夜也没哑。
阿朗站在“南安號”的船舷边上，看著那些士兵从身边走过去。有的年轻，有的老，有的紧张得脸发白，有的兴奋得眼睛发亮。一个年轻兵走到他面前，停下来，看著他手里的铜幣。
“你拿的啥？”
阿朗低头看了一眼，把铜幣揣进怀里。“没啥。”
年轻兵没再问，走上船去了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最后一批士兵登了船。林义从跳板上跳下来，走上“南安號”，站在朱焕之旁边。
“监国，人到齐了。”
朱焕之点头。
“开船。”
四十多条船依次离开码头。先是一条，然后是两条，然后是五条，十条，二十条，最后全部驶出港口，在海面上排成雁阵。帆升起来，鼓满风，船头像劈豆腐一样切开海浪。朱焕之站在“南安號”的船头，看著厦门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。城楼上的旗还在风里飘，红底黄龙，在晨光里发著暗红色的光。
阿朗走过来，站在他旁边。
“监国，先去哪儿？”
“潮州。”
阿朗愣了一下：“潮州？不是去打清军？”
“打清军之前，先见尚之信。”朱焕之没回头，“他的地盘，他的兵，他的粮。不打声招呼就过去，他该睡不著了。”
船队往西南走。风从东边吹过来，船走得很快。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已经看不见厦门了。海面上只有船，只有帆，只有那面红底黄龙的旗。阿朗站在船舷边上，看著海水从灰变蓝，从蓝变绿。他攥著那枚铜幣，想起八年前，他站在南安的码头上，看著汉斯的小船消失在海平线上。八年后，他站在一条大船上，往北走，往汉斯的方向走。
“监国。”他忽然开口。
朱焕之转过头。
“打完这仗，我能去巴达维亚吗？”
朱焕之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
“能。”他说，“我跟你去。”
阿朗低下头，把铜幣贴在胸口。
船队走了两天一夜。第三天清晨，瞭望哨喊了一声：“陆地！”
所有人都往船头涌。朱焕之站在最前面，手搭凉棚往前看。远处，一条线横在海天之间，灰濛濛的，是广东的海岸。潮州就在那片灰里。
船队放慢了速度，一条一条驶进韩江口。江面宽，水浑，黄滔滔的，跟福建的海完全不一样。两岸是滩涂，长著红树林，树根扎在泥里，像一只一只伸出来的手。
岸上有几个渔村，房子矮矮的，屋顶铺著茅草。渔民站在岸边看，看见那些船，看见那些旗，看见船上密密麻麻的兵，转身就跑。
阿朗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朱焕之把信折起来，揣进怀里。
“写信给尚之信。”他说，“告诉他，他爹是大明的平南王，这事我记得。但他爹后来降了清，这事他也別忘了。他要是愿意跟我联手，广东的港口归他管，他的粮船我替他运。他要是想学他爹，也行。但他想清楚了——他爹降清的时候，清军已经打到家门口了。现在清军离他还远著呢。”
阿朗把他的话记下来，转身要走。朱焕之叫住他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
阿朗回头。
“派人去南洋。”
阿朗愣住了：“去南洋？找谁？”
“找范德兰特隆。”朱焕之说，“让他把南安剩下的船都调来。十条商船，改一改，装上炮。能打仗的兵也调来，五百人。”
阿朗站在那儿，攥著那枚铜幣，手心出汗了。
“监国，南安的船都调来了，南安怎么办？”
朱焕之看著他。
“南安不要了。”
阿朗愣住了。
“南安是咱们的根。”朱焕之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著他，“但根扎好了，就得往上长。长到清狗的地盘上，长到大明的地盘上。南安留几个人看著就行。船和人都调到福建来。打完了仗，再回去。”
阿朗站在那儿，嘴唇在抖。他想说什么，但没说出来。
“去吧。”朱焕之说。
阿朗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，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朱焕之还站在窗前，背对著他，看著外头的海。夕阳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阿朗脚边。
阿朗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那天晚上，朱焕之一个人上了城楼。月亮很圆，照得海面发白。船队停在海湾里，四十多条船，桅杆上的旗在风里飘。城楼上的旗也在风里飘。他站在旗杆底下，仰头看著那面旗。
他想起十年前，在台湾的码头上，郑成功指著一条船说“往南走”。他走了，走到南安，活了十年。现在他回来了，站在厦门的城楼上，手里攥著郑成功给的玉，身后站著耿精忠、郑经、尚之信，也许还有吴三桂。
他把玉举起来，对著月亮。
“郑藩主，”他说，“您让我往南走，我走了。您让我別回头，我回了。现在我要往北走，走到清狗的地盘上。您在天上看著，看我怎么打。”
他把玉贴在胸口，站了很久。
远处海面上，船队的灯一盏一盏亮了。城楼上的旗在风里飘，红底黄龙，在月光底下发著暗红色的光。
他转身往城楼下走。走到楼梯口，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月亮还掛在那儿，照得海面发白。旗还在风里飘。
他转回头，走下去。
明天，出兵。
天还没亮，码头上就站满了人。
三千南安兵列成方阵，火銃扛在肩上，站得笔直。他们身后是郑经的一万五千人，再后面是耿精忠派来的三千福建兵。
两万多人挤在码头上，黑压压一片，从岸边一直排到城门口。火把插在沙子里，照得半边天通红，海浪声被人的呼吸声盖住了，只剩下风在旗上扯出的啪啪声。
朱焕之站在“南安號”的船头，面前是两万人。林义站在他左边，腰上的伤让他站不直，但今天他站得很稳。林土站在他右边，豁了的那颗牙在火把光里一闪一闪的。阿朗站在后面，手里攥著那枚铜幣，攥得手心出汗。
朱焕之开口了。声音不大，但每个人都听得见。
他顿了顿，扫视著眼前这些人。南安来的老兵站得最直，郑经的人站得端正，耿精忠的人站得有些鬆散，但都在听。
“现在，我站住了。站在厦门，站在郑成功的宅子前面，站在大明的旗下面。清狗要来打，我就打。打到他们不敢来，打到他们看见这面旗就跑。”
他从怀里掏出那块玉，举起来。火把光照在玉上，龙纹发亮，像活的。
“这是郑成功的印。他给我的。今天，我带你们去打清狗。不是替我自己打，是替郑成功打，替那些死在清狗手里的人打。”
“上船。”
两万人开始登船。四十多条船，大的装八百人，小的装三百人。码头上乱了一阵，有人喊船號，有人喊人名，有人挤来挤去找自己的位置。林义站在跳板边上，一个一个点数，点一个上一个，点一个上一个。他的嗓子第三天就哑了，但今天出奇地好，喊了一夜也没哑。
阿朗站在“南安號”的船舷边上，看著那些士兵从身边走过去。有的年轻，有的老，有的紧张得脸发白，有的兴奋得眼睛发亮。一个年轻兵走到他面前，停下来，看著他手里的铜幣。
“你拿的啥？”
阿朗低头看了一眼，把铜幣揣进怀里。“没啥。”
年轻兵没再问，走上船去了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最后一批士兵登了船。林义从跳板上跳下来，走上“南安號”，站在朱焕之旁边。
“监国，人到齐了。”
朱焕之点头。
“开船。”
四十多条船依次离开码头。先是一条，然后是两条，然后是五条，十条，二十条，最后全部驶出港口，在海面上排成雁阵。帆升起来，鼓满风，船头像劈豆腐一样切开海浪。朱焕之站在“南安號”的船头，看著厦门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。城楼上的旗还在风里飘，红底黄龙，在晨光里发著暗红色的光。
阿朗走过来，站在他旁边。
“监国，先去哪儿？”
“潮州。”
阿朗愣了一下：“潮州？不是去打清军？”
“打清军之前，先见尚之信。”朱焕之没回头，“他的地盘，他的兵，他的粮。不打声招呼就过去，他该睡不著了。”
船队往西南走。风从东边吹过来，船走得很快。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已经看不见厦门了。海面上只有船，只有帆，只有那面红底黄龙的旗。阿朗站在船舷边上，看著海水从灰变蓝，从蓝变绿。他攥著那枚铜幣，想起八年前，他站在南安的码头上，看著汉斯的小船消失在海平线上。八年后，他站在一条大船上，往北走，往汉斯的方向走。
“监国。”他忽然开口。
朱焕之转过头。
“打完这仗，我能去巴达维亚吗？”
朱焕之看著他，看了很久。
“能。”他说，“我跟你去。”
阿朗低下头，把铜幣贴在胸口。
船队走了两天一夜。第三天清晨，瞭望哨喊了一声：“陆地！”
所有人都往船头涌。朱焕之站在最前面，手搭凉棚往前看。远处，一条线横在海天之间，灰濛濛的，是广东的海岸。潮州就在那片灰里。
船队放慢了速度，一条一条驶进韩江口。江面宽，水浑，黄滔滔的，跟福建的海完全不一样。两岸是滩涂，长著红树林，树根扎在泥里，像一只一只伸出来的手。
岸上有几个渔村，房子矮矮的，屋顶铺著茅草。渔民站在岸边看，看见那些船，看见那些旗，看见船上密密麻麻的兵，转身就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