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门的时候,阿朗已经站在门口了。他换了一身乾净衣服,腰里別著刀,手里攥著那枚铜幣,看见朱焕之出来,把铜幣揣进怀里。
    “走吧。”朱焕之说。
    两个人往码头走。天边刚露了一点白,海面上灰濛濛的,船队的桅杆像一片禿了的树林子。林义站在码头边上,腰上缠著布条,花白的头髮被海风吹得乱糟糟的。他看见朱焕之来了,迎上去。
    “监国,船备好了。就一条,小的,不显眼。”
    朱焕之点点头,上了船。阿朗跟上去,林义也要上,朱焕之拦住了他。
    “你別去。”
    林义愣住了:“监国,就你们俩?”
    “就我们俩。”
    林义站在那儿,嘴张了张,想说什么,又咽回去了。他知道监国的脾气,说了不去就不去,说再多也没用。他退后一步,站在码头上,看著那条小船慢慢离开岸边,往北边开去。
    船小,走得快。风从南边吹过来,帆吃得满满的,船头像劈豆腐一样切开海浪。阿朗坐在船尾,手里攥著那枚铜幣,看著岸上的房子越来越小,越来越远。朱焕之站在船头,看著北边。
    “监国。”阿朗忽然开口。
    朱焕之没回头。
    “您不怕吗?”
    “怕什么?”
    “耿精忠。他万一翻脸……”
    “他不会。”朱焕之说,“他不敢。”
    阿朗没再问。他低下头,看著手里的铜幣。铜幣在晨光里发亮,人头像的鬍子已经快磨平了,但他还记得汉斯的脸。他想起八年前那个晚上,汉斯站在沙滩上,把铜幣递给他,说“等我回来,还我”。八年了。他还活著。他在巴达维亚,被荷兰人看著,出不来,但他还是想办法送了那张纸条。他欠南安的,他一直记著。
    阿朗把铜幣贴在胸口。
    “打完这仗,我去找你。”他说,声音很轻,像说给自己听。
    福州在厦门北边,走海路,大半天的工夫。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,已经能看见福州的码头了。码头上停著几条船,不大,掛著“靖南王”的旗。岸边站著几个人,穿官服,戴官帽,远远看见他们的船,开始交头接耳。
    船靠岸的时候,一个人迎上来。朱焕之认得他,陈斌,来过厦门两次了。陈斌也认出了他,脸上挤出一个笑,拱了拱手。
    “监国远来,靖南王已在府中恭候。”
    朱焕之没说话,上了岸。陈斌在前面带路,走得很快,时不时回头看一眼。阿朗跟在后面,手按著刀柄,眼睛盯著四周。街上的人不多,店铺开著门,但没什么客人。有人在路边站著,看见他们,缩回去了。有人在窗口探出头,看一眼又缩回去。福州的城楼上掛著“靖南王”的旗,旗在风里飘,但顏色发旧,边角都磨毛了。
    走了两刻钟,到了靖南王府。府门很大,两扇朱漆大门,铜钉一颗一颗的,擦得鋥亮。门口站著两排兵,穿鎧甲,拿著刀,站得笔直。陈斌先进去通报,过了一会儿出来,做了个请的手势。
    朱焕之走进去。院子里铺著青石板,打扫得很乾净,连一片落叶都没有。两边种著几棵桂花树,还没开花,叶子绿得发暗。正厅的门开著,里面坐著一个人,四十多岁,满脸鬍子,穿一件蟒袍,戴著王冠。
    耿精忠。
    朱焕之走进正厅,站住了。耿精忠坐在上首,看著他,他也看著耿精忠。两个人谁也没说话。陈斌站在旁边,大气不敢出。阿朗站在门口,手按著刀柄。
    耿精忠先开口了:“你就是朱焕之?”
    朱焕之说:“你就是耿精忠?”
    耿精忠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那笑很短,像扯了一下嘴角就收回去了。
    “坐。”
    朱焕之坐下来。耿精忠盯著他看了很久,上上下下看了一遍。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,瘦,高,穿著件洗得发白的长衫,坐在椅子上,背挺得很直。
    “你比我想的年轻。”耿精忠说。
    “你的信,我收到了。”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
    “你说的话,我想了。”
    “想清楚了?”
    耿精忠看著他,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    “你让我归附。归附你一个十六岁的娃娃?”
    朱焕之没说话。他从怀里掏出那块玉,放在桌上。玉在灯光下发亮,龙纹清清楚楚。耿精忠低头看了一眼,脸色变了。
    “这是郑成功的印。”朱焕之说,“他给我的。十年前他让我往南走,我走了。十年后我回来,他没了。但这块印还在。”
    他把玉收起来,揣回怀里。
    “我不是来跟你商量。我是来告诉你,福建沿海的港口,归我管。你的粮船,我替你运。你的兵,你自己带。但你记住,你不是大明的王,你是清朝的靖南王。你跟我结盟,不是两国交好,是臣子归附。这话我说了四遍了,不想再说第五遍。”
    正厅里安静下来。安静得能听见外头风吹桂花树叶子的声音,沙沙沙的。
    耿精忠坐在那儿,脸上的肉在抖。他的手按在椅子扶手上,指节发白。陈斌站在旁边,脸白得像纸。门口的兵握著刀柄,但没人敢动。
    过了很久,耿精忠笑了。这回是真笑,笑得满脸褶子挤在一起。
    “你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”
    “谁?”
    “郑成功。”耿精忠说,“我见过他,年轻的时候。他也是这样,坐在那儿,说话不紧不慢,但每个字都像钉子。”
    朱焕之没说话。
    耿精忠站起来,走到窗前,背对著他。窗外是福州的城楼,城楼上掛著“靖南王”的旗,旗在风里飘。
    “我爹是降將。”他说,“我是降將的儿子。这一辈子,別人看我,都是降將。清廷看我,是降將。大明看我,也是降將。我自己看自己,也是降將。”
    他转过身,看著朱焕之。
    “你说得对。我不是大明的王,也不是清朝的王。我就是个反覆小人。”
    朱焕之站起来,走到他面前。十六岁,比耿精忠高半个头,站著的时候像一棵树。
    “你不是反覆小人。”他说。
    耿精忠愣住了。
    “你是没得选。”朱焕之说,“你爹降了清,你不降,全家都得死。你降了,別人骂你。你不降,別人也骂你。你反清,別人说你反覆。你不反清,別人说你当狗。你怎么做都是错,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得选。”
    耿精忠站在那儿,嘴唇在抖。
    朱焕之看著他,一字一句地说:“但现在,你有得选了。”
    耿精忠盯著他,盯了很久。久到陈斌以为他要动手了,久到门口的兵把刀柄攥出了汗。
    然后他伸出手。
    “我选跟你站一边。”
    朱焕之握住他的手。耿精忠的手很凉,乾瘦,骨节粗大,像枯树枝。但握得很紧。
    那天下午,朱焕之在靖南王府吃了一顿饭。菜不多,四菜一汤,鱼是闽江里的,菜是园子里种的,酒是福州本地的老酒,黄澄澄的,倒在碗里泛著光。耿精忠给他倒了满满一碗。
    “你喝酒吗?”耿精忠问。
    “喝。”朱焕之端起来,喝了一口。辣,呛,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。他没皱眉头,又喝了一口。
    耿精忠看著他,忽然问了一句:“你在南洋十年,怎么熬过来的?”
    朱焕之放下碗,想了想。
    “种地,打鱼,造船,打仗。”他说,“刚开始什么都不会。种地种不好,打鱼打不著,造船造不出来,打仗打不过。慢慢学,学了十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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