凰涅天下 作者:君朝西
分卷阅读678
的品级授任同品级的职事官，如果三年后还没有能力授实职或是没有缺可任，则降禄阶到迪功郎为止，并保留出身。
这个“出身”是指进士出身，对读书人来说很重要，只有“士”才有资格做官，朝廷通过征辟来任命官员，只有具有士的资格才有被征辟的机会——进士之所以叫进士，就是“进身为士，获得征辟”的意思。当然，不是说只有成为进士才能为官，但还有个“士官”和“流官”的区别，后世说的“科班出身”和“非科班出身”，大概就是来源于此，科班出身的是进士，进士出身的官员可以越级转官，而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则需逐级转官，大宋历代宰相和副宰相的任职中，有九成是进士出身，而翰林学士这类清要官员，则规定必须是进士出身。
翰林的原义是文翰荟萃之所，直到唐德宗时，才将翰林和学士连在一起，成为皇帝的亲近顾问兼秘书官，宋代也有翰林学士院，掌谘政和制诰，经过建炎朝的科举改革，翰林成了贡举进士的称呼，这个贡举常科叫做“国学科”，设有经史、词赋书画、格物、医学等科目，只取两甲，即进士及第和同进士及第，中进士后即进入翰林院——翰林经史院、翰林文学院、翰林格物院、翰林医学院……
这些翰林院不同于翰林学士院，没有谘政议政的职能，而是回复了翰林的本义——学苑之所。事实上，“翰林学士院”在建炎六年时去掉了“翰林”二字，易名为“学士院”，以与“翰林院”区别。
渐渐地，“翰林”成了有学问的大学者称呼，虽为官身，却与政治朝堂脱了钩，从它的全称——“翰林供奉”这个官职名来看，有着深刻的内涵，昭示着国家对学者的尊崇、奉养。
“国家崇士，更要崇士之学者。”名可秀说起开立国学科的主张时，对丁起、赵鼎和宋藻道，“昔年王荆公罢帖经、墨义，由主要以诗赋取士，变为主要以经义、论、策取士，这是选拔经世致用的官员，故而科考者不需要死记硬诵，却必须读懂经史，这是为官处政的需要，亦是修身修德之要；但是，诗赋明经之学亦不可罢，国家需要经世致用的人才，更需要如尹焞、邵伯温这样的专研学问之士，他们是真正的学者，是智慧文明的传承和发扬光辉者……”
她引用《论语》道：“孔子的弟子子夏说，‘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’，意即学有余力就去做官，这是响应孔子的‘学而时习之’，出仕是‘时习之’的途径，因为从政可以更好地修身，亦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。
“至今世时，真宗为昌科举，诏文曰‘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’， 读书读得好，就有华屋有黄金，有美人有车马，于是天下读书人以科举进士为荣，‘学而优则仕’竟成了读书人的功利之行，与先贤治学的主张相去何等远矣！
“这种风气，贻害甚大。国家以利安民，却不可以利治天下。以利治天下者，或可昌盛一时，然人皆言利，则道之不存，文明宛若浮于沙表，踏之则陷沉。……昔年，真宗以劝学一文引得天下读书人争赴科举，而今朝廷开设国学科取士，彰之以荣耀，奉之以禄格，此谓之‘以道治天下，却不以清贫治道’，方可鼓励天下读书人‘读而优则学’。”——这个“学”是指“致力于学问”。
开立国学科的主张经由宋藻提上朝堂后，获得了很多朝官的赞同，如朱敦儒、胡安国、谯定等人都纷纷附议，大宋的士大夫官员，本身就是儒家学者，虽然出仕为官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学者，但与后世官员相比，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更具有学者的品性，他们推崇才学，推崇学者，所以文官赞扬卫希颜书法的多过赞扬她的武勋，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宋人的“重文”……这话扯远了，总之，开立国学科的奏议在朝堂获得通过，虽然有朝官说制举已经有天文科、医药科这些方技科目，反对再在国学科中设立格物和医学，喧喧嚷嚷地吵闹了一阵，最终却仍是通过了。
再回头说高宣的授职，因考中制举工科的进士二甲第十七名，按《科举寄禄格》，授从九品的修奉郎，因为以前在知名的私人船场有从业经验，审查后可免去见习期，直接到工部任事，按《科举职官格》，可差遣九品到八品的职官，若是不得上司青眼，给个最低的从九品职事，也不算为过，若得了上司青眼的，直接升到正八品，也不算出格。
故而，工部侍郎授予高宣从八品的主事，从明面上看，并不算特别青睐——这是明面上的；实际的关照还在暗处，令他负责水部司的“车船舟目”，换作别人，这是个艰苦又不易出成绩的司目，但王世修看过高宣的履历，知悉这是他的长项，果然，高宣造出了畜力车船，提为正八品都事，建炎四年初，擢为本司员外郎（从六品），即水部司的副长官，负责整个造船署，这个时候，他研制的舶舟计里鼓车正卡在了瓶颈处，正巧卫希颜便着人送来了马可?维特鲁斯的这卷著作，书中第九章正是记载了他的航海行程计的制造方法。
从书中可以知道，早在相当于中国西汉时期的古罗马帝国时代，就已经采用了类似中国车船舟的轮式桨作为船的动力装置——书中叫做“明轮”，因为这种轮子有一半是露出在水面上，当时，罗马帝国载有这种明轮的木帆船并没有当成是新的动力船只，而是作为海上的记里鼓车使用。
高宣看完《建筑十书》的第十书后，不由慨叹：“这位维特鲁威是罗马的公输班。”
公输班即鲁班，能与这位匠师中的祖师相比，说明这位维特鲁威赢得了高宣的尊敬和最高赞誉，尽管他是遥远的罗马蕃人，并且这个帝国早已衰落，但知识的力量足以跨越国界和民族，这就是智慧文明的力量。
从书中的记载来看，维特鲁威制造的记里鼓车比中国东汉时代张衡所发明的更精密，甚至比仁宗和道宗大观年间所做的改良计里鼓车也更为精巧，然而维特鲁威却在书中说这一装置是“先人传下来的”，这个“先人”是谁？——对于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而言，可称为“先人”的，是古巴比伦还是古埃及文明？
“……所以，再强盛的文明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家，才能确保文明的传承。”或许是受到刺激，高宣的灵感仿佛火花般迸发出来，不仅解决了记里车的笨重问题，记程也更加精确。
后来，这种计程装置被工部出售给大船帮，用来安装到运河的客船上，载客以里程计钱，收费更加公平，安装了这种装置的客船被人们叫做“计程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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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品级授任同品级的职事官，如果三年后还没有能力授实职或是没有缺可任，则降禄阶到迪功郎为止，并保留出身。
这个“出身”是指进士出身，对读书人来说很重要，只有“士”才有资格做官，朝廷通过征辟来任命官员，只有具有士的资格才有被征辟的机会——进士之所以叫进士，就是“进身为士，获得征辟”的意思。当然，不是说只有成为进士才能为官，但还有个“士官”和“流官”的区别，后世说的“科班出身”和“非科班出身”，大概就是来源于此，科班出身的是进士，进士出身的官员可以越级转官，而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则需逐级转官，大宋历代宰相和副宰相的任职中，有九成是进士出身，而翰林学士这类清要官员，则规定必须是进士出身。
翰林的原义是文翰荟萃之所，直到唐德宗时，才将翰林和学士连在一起，成为皇帝的亲近顾问兼秘书官，宋代也有翰林学士院，掌谘政和制诰，经过建炎朝的科举改革，翰林成了贡举进士的称呼，这个贡举常科叫做“国学科”，设有经史、词赋书画、格物、医学等科目，只取两甲，即进士及第和同进士及第，中进士后即进入翰林院——翰林经史院、翰林文学院、翰林格物院、翰林医学院……
这些翰林院不同于翰林学士院，没有谘政议政的职能，而是回复了翰林的本义——学苑之所。事实上，“翰林学士院”在建炎六年时去掉了“翰林”二字，易名为“学士院”，以与“翰林院”区别。
渐渐地，“翰林”成了有学问的大学者称呼，虽为官身，却与政治朝堂脱了钩，从它的全称——“翰林供奉”这个官职名来看，有着深刻的内涵，昭示着国家对学者的尊崇、奉养。
“国家崇士，更要崇士之学者。”名可秀说起开立国学科的主张时，对丁起、赵鼎和宋藻道，“昔年王荆公罢帖经、墨义，由主要以诗赋取士，变为主要以经义、论、策取士，这是选拔经世致用的官员，故而科考者不需要死记硬诵，却必须读懂经史，这是为官处政的需要，亦是修身修德之要；但是，诗赋明经之学亦不可罢，国家需要经世致用的人才，更需要如尹焞、邵伯温这样的专研学问之士，他们是真正的学者，是智慧文明的传承和发扬光辉者……”
她引用《论语》道：“孔子的弟子子夏说，‘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’，意即学有余力就去做官，这是响应孔子的‘学而时习之’，出仕是‘时习之’的途径，因为从政可以更好地修身，亦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。
“至今世时，真宗为昌科举，诏文曰‘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’， 读书读得好，就有华屋有黄金，有美人有车马，于是天下读书人以科举进士为荣，‘学而优则仕’竟成了读书人的功利之行，与先贤治学的主张相去何等远矣！
“这种风气，贻害甚大。国家以利安民，却不可以利治天下。以利治天下者，或可昌盛一时，然人皆言利，则道之不存，文明宛若浮于沙表，踏之则陷沉。……昔年，真宗以劝学一文引得天下读书人争赴科举，而今朝廷开设国学科取士，彰之以荣耀，奉之以禄格，此谓之‘以道治天下，却不以清贫治道’，方可鼓励天下读书人‘读而优则学’。”——这个“学”是指“致力于学问”。
开立国学科的主张经由宋藻提上朝堂后，获得了很多朝官的赞同，如朱敦儒、胡安国、谯定等人都纷纷附议，大宋的士大夫官员，本身就是儒家学者，虽然出仕为官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学者，但与后世官员相比，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更具有学者的品性，他们推崇才学，推崇学者，所以文官赞扬卫希颜书法的多过赞扬她的武勋，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宋人的“重文”……这话扯远了，总之，开立国学科的奏议在朝堂获得通过，虽然有朝官说制举已经有天文科、医药科这些方技科目，反对再在国学科中设立格物和医学，喧喧嚷嚷地吵闹了一阵，最终却仍是通过了。
再回头说高宣的授职，因考中制举工科的进士二甲第十七名，按《科举寄禄格》，授从九品的修奉郎，因为以前在知名的私人船场有从业经验，审查后可免去见习期，直接到工部任事，按《科举职官格》，可差遣九品到八品的职官，若是不得上司青眼，给个最低的从九品职事，也不算为过，若得了上司青眼的，直接升到正八品，也不算出格。
故而，工部侍郎授予高宣从八品的主事，从明面上看，并不算特别青睐——这是明面上的；实际的关照还在暗处，令他负责水部司的“车船舟目”，换作别人，这是个艰苦又不易出成绩的司目，但王世修看过高宣的履历，知悉这是他的长项，果然，高宣造出了畜力车船，提为正八品都事，建炎四年初，擢为本司员外郎（从六品），即水部司的副长官，负责整个造船署，这个时候，他研制的舶舟计里鼓车正卡在了瓶颈处，正巧卫希颜便着人送来了马可?维特鲁斯的这卷著作，书中第九章正是记载了他的航海行程计的制造方法。
从书中可以知道，早在相当于中国西汉时期的古罗马帝国时代，就已经采用了类似中国车船舟的轮式桨作为船的动力装置——书中叫做“明轮”，因为这种轮子有一半是露出在水面上，当时，罗马帝国载有这种明轮的木帆船并没有当成是新的动力船只，而是作为海上的记里鼓车使用。
高宣看完《建筑十书》的第十书后，不由慨叹：“这位维特鲁威是罗马的公输班。”
公输班即鲁班，能与这位匠师中的祖师相比，说明这位维特鲁威赢得了高宣的尊敬和最高赞誉，尽管他是遥远的罗马蕃人，并且这个帝国早已衰落，但知识的力量足以跨越国界和民族，这就是智慧文明的力量。
从书中的记载来看，维特鲁威制造的记里鼓车比中国东汉时代张衡所发明的更精密，甚至比仁宗和道宗大观年间所做的改良计里鼓车也更为精巧，然而维特鲁威却在书中说这一装置是“先人传下来的”，这个“先人”是谁？——对于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而言，可称为“先人”的，是古巴比伦还是古埃及文明？
“……所以，再强盛的文明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家，才能确保文明的传承。”或许是受到刺激，高宣的灵感仿佛火花般迸发出来，不仅解决了记里车的笨重问题，记程也更加精确。
后来，这种计程装置被工部出售给大船帮，用来安装到运河的客船上，载客以里程计钱，收费更加公平，安装了这种装置的客船被人们叫做“计程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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