凰涅天下 作者:君朝西
分卷阅读678
的品级授任同品级的职事官,如果三年后还没有能力授实职或是没有缺可任,则降禄阶到迪功郎为止,并保留出身。
这个“出身”是指进士出身,对读书人来说很重要,只有“士”才有资格做官,朝廷通过征辟来任命官员,只有具有士的资格才有被征辟的机会——进士之所以叫进士,就是“进身为士,获得征辟”的意思。当然,不是说只有成为进士才能为官,但还有个“士官”和“流官”的区别,后世说的“科班出身”和“非科班出身”,大概就是来源于此,科班出身的是进士,进士出身的官员可以越级转官,而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则需逐级转官,大宋历代宰相和副宰相的任职中,有九成是进士出身,而翰林学士这类清要官员,则规定必须是进士出身。
翰林的原义是文翰荟萃之所,直到唐德宗时,才将翰林和学士连在一起,成为皇帝的亲近顾问兼秘书官,宋代也有翰林学士院,掌谘政和制诰,经过建炎朝的科举改革,翰林成了贡举进士的称呼,这个贡举常科叫做“国学科”,设有经史、词赋书画、格物、医学等科目,只取两甲,即进士及第和同进士及第,中进士后即进入翰林院——翰林经史院、翰林文学院、翰林格物院、翰林医学院……
这些翰林院不同于翰林学士院,没有谘政议政的职能,而是回复了翰林的本义——学苑之所。事实上,“翰林学士院”在建炎六年时去掉了“翰林”二字,易名为“学士院”,以与“翰林院”区别。
渐渐地,“翰林”成了有学问的大学者称呼,虽为官身,却与政治朝堂脱了钩,从它的全称——“翰林供奉”这个官职名来看,有着深刻的内涵,昭示着国家对学者的尊崇、奉养。
“国家崇士,更要崇士之学者。”名可秀说起开立国学科的主张时,对丁起、赵鼎和宋藻道,“昔年王荆公罢帖经、墨义,由主要以诗赋取士,变为主要以经义、论、策取士,这是选拔经世致用的官员,故而科考者不需要死记硬诵,却必须读懂经史,这是为官处政的需要,亦是修身修德之要;但是,诗赋明经之学亦不可罢,国家需要经世致用的人才,更需要如尹焞、邵伯温这样的专研学问之士,他们是真正的学者,是智慧文明的传承和发扬光辉者……”
她引用《论语》道:“孔子的弟子子夏说,‘仕而优则学,学而优则仕’,意即学有余力就去做官,这是响应孔子的‘学而时习之’,出仕是‘时习之’的途径,因为从政可以更好地修身,亦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。
“至今世时,真宗为昌科举,诏文曰‘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’, 读书读得好,就有华屋有黄金,有美人有车马,于是天下读书人以科举进士为荣,‘学而优则仕’竟成了读书人的功利之行,与先贤治学的主张相去何等远矣!
“这种风气,贻害甚大。国家以利安民,却不可以利治天下。以利治天下者,或可昌盛一时,然人皆言利,则道之不存,文明宛若浮于沙表,踏之则陷沉。……昔年,真宗以劝学一文引得天下读书人争赴科举,而今朝廷开设国学科取士,彰之以荣耀,奉之以禄格,此谓之‘以道治天下,却不以清贫治道’,方可鼓励天下读书人‘读而优则学’。”——这个“学”是指“致力于学问”。
开立国学科的主张经由宋藻提上朝堂后,获得了很多朝官的赞同,如朱敦儒、胡安国、谯定等人都纷纷附议,大宋的士大夫官员,本身就是儒家学者,虽然出仕为官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学者,但与后世官员相比,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更具有学者的品性,他们推崇才学,推崇学者,所以文官赞扬卫希颜书法的多过赞扬她的武勋,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宋人的“重文”……这话扯远了,总之,开立国学科的奏议在朝堂获得通过,虽然有朝官说制举已经有天文科、医药科这些方技科目,反对再在国学科中设立格物和医学,喧喧嚷嚷地吵闹了一阵,最终却仍是通过了。
再回头说高宣的授职,因考中制举工科的进士二甲第十七名,按《科举寄禄格》,授从九品的修奉郎,因为以前在知名的私人船场有从业经验,审查后可免去见习期,直接到工部任事,按《科举职官格》,可差遣九品到八品的职官,若是不得上司青眼,给个最低的从九品职事,也不算为过,若得了上司青眼的,直接升到正八品,也不算出格。
故而,工部侍郎授予高宣从八品的主事,从明面上看,并不算特别青睐——这是明面上的;实际的关照还在暗处,令他负责水部司的“车船舟目”,换作别人,这是个艰苦又不易出成绩的司目,但王世修看过高宣的履历,知悉这是他的长项,果然,高宣造出了畜力车船,提为正八品都事,建炎四年初,擢为本司员外郎(从六品),即水部司的副长官,负责整个造船署,这个时候,他研制的舶舟计里鼓车正卡在了瓶颈处,正巧卫希颜便着人送来了马可?维特鲁斯的这卷著作,书中第九章正是记载了他的航海行程计的制造方法。
从书中可以知道,早在相当于中国西汉时期的古罗马帝国时代,就已经采用了类似中国车船舟的轮式桨作为船的动力装置——书中叫做“明轮”,因为这种轮子有一半是露出在水面上,当时,罗马帝国载有这种明轮的木帆船并没有当成是新的动力船只,而是作为海上的记里鼓车使用。
高宣看完《建筑十书》的第十书后,不由慨叹:“这位维特鲁威是罗马的公输班。”
公输班即鲁班,能与这位匠师中的祖师相比,说明这位维特鲁威赢得了高宣的尊敬和最高赞誉,尽管他是遥远的罗马蕃人,并且这个帝国早已衰落,但知识的力量足以跨越国界和民族,这就是智慧文明的力量。
从书中的记载来看,维特鲁威制造的记里鼓车比中国东汉时代张衡所发明的更精密,甚至比仁宗和道宗大观年间所做的改良计里鼓车也更为精巧,然而维特鲁威却在书中说这一装置是“先人传下来的”,这个“先人”是谁?——对于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而言,可称为“先人”的,是古巴比伦还是古埃及文明?
“……所以,再强盛的文明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家,才能确保文明的传承。”或许是受到刺激,高宣的灵感仿佛火花般迸发出来,不仅解决了记里车的笨重问题,记程也更加精确。
后来,这种计程装置被工部出售给大船帮,用来安装到运河的客船上,载客以里程计钱,收费更加公平,安装了这种装置的客船被人们叫做“计程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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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“出身”是指进士出身,对读书人来说很重要,只有“士”才有资格做官,朝廷通过征辟来任命官员,只有具有士的资格才有被征辟的机会——进士之所以叫进士,就是“进身为士,获得征辟”的意思。当然,不是说只有成为进士才能为官,但还有个“士官”和“流官”的区别,后世说的“科班出身”和“非科班出身”,大概就是来源于此,科班出身的是进士,进士出身的官员可以越级转官,而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则需逐级转官,大宋历代宰相和副宰相的任职中,有九成是进士出身,而翰林学士这类清要官员,则规定必须是进士出身。
翰林的原义是文翰荟萃之所,直到唐德宗时,才将翰林和学士连在一起,成为皇帝的亲近顾问兼秘书官,宋代也有翰林学士院,掌谘政和制诰,经过建炎朝的科举改革,翰林成了贡举进士的称呼,这个贡举常科叫做“国学科”,设有经史、词赋书画、格物、医学等科目,只取两甲,即进士及第和同进士及第,中进士后即进入翰林院——翰林经史院、翰林文学院、翰林格物院、翰林医学院……
这些翰林院不同于翰林学士院,没有谘政议政的职能,而是回复了翰林的本义——学苑之所。事实上,“翰林学士院”在建炎六年时去掉了“翰林”二字,易名为“学士院”,以与“翰林院”区别。
渐渐地,“翰林”成了有学问的大学者称呼,虽为官身,却与政治朝堂脱了钩,从它的全称——“翰林供奉”这个官职名来看,有着深刻的内涵,昭示着国家对学者的尊崇、奉养。
“国家崇士,更要崇士之学者。”名可秀说起开立国学科的主张时,对丁起、赵鼎和宋藻道,“昔年王荆公罢帖经、墨义,由主要以诗赋取士,变为主要以经义、论、策取士,这是选拔经世致用的官员,故而科考者不需要死记硬诵,却必须读懂经史,这是为官处政的需要,亦是修身修德之要;但是,诗赋明经之学亦不可罢,国家需要经世致用的人才,更需要如尹焞、邵伯温这样的专研学问之士,他们是真正的学者,是智慧文明的传承和发扬光辉者……”
她引用《论语》道:“孔子的弟子子夏说,‘仕而优则学,学而优则仕’,意即学有余力就去做官,这是响应孔子的‘学而时习之’,出仕是‘时习之’的途径,因为从政可以更好地修身,亦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。
“至今世时,真宗为昌科举,诏文曰‘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’, 读书读得好,就有华屋有黄金,有美人有车马,于是天下读书人以科举进士为荣,‘学而优则仕’竟成了读书人的功利之行,与先贤治学的主张相去何等远矣!
“这种风气,贻害甚大。国家以利安民,却不可以利治天下。以利治天下者,或可昌盛一时,然人皆言利,则道之不存,文明宛若浮于沙表,踏之则陷沉。……昔年,真宗以劝学一文引得天下读书人争赴科举,而今朝廷开设国学科取士,彰之以荣耀,奉之以禄格,此谓之‘以道治天下,却不以清贫治道’,方可鼓励天下读书人‘读而优则学’。”——这个“学”是指“致力于学问”。
开立国学科的主张经由宋藻提上朝堂后,获得了很多朝官的赞同,如朱敦儒、胡安国、谯定等人都纷纷附议,大宋的士大夫官员,本身就是儒家学者,虽然出仕为官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学者,但与后世官员相比,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更具有学者的品性,他们推崇才学,推崇学者,所以文官赞扬卫希颜书法的多过赞扬她的武勋,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宋人的“重文”……这话扯远了,总之,开立国学科的奏议在朝堂获得通过,虽然有朝官说制举已经有天文科、医药科这些方技科目,反对再在国学科中设立格物和医学,喧喧嚷嚷地吵闹了一阵,最终却仍是通过了。
再回头说高宣的授职,因考中制举工科的进士二甲第十七名,按《科举寄禄格》,授从九品的修奉郎,因为以前在知名的私人船场有从业经验,审查后可免去见习期,直接到工部任事,按《科举职官格》,可差遣九品到八品的职官,若是不得上司青眼,给个最低的从九品职事,也不算为过,若得了上司青眼的,直接升到正八品,也不算出格。
故而,工部侍郎授予高宣从八品的主事,从明面上看,并不算特别青睐——这是明面上的;实际的关照还在暗处,令他负责水部司的“车船舟目”,换作别人,这是个艰苦又不易出成绩的司目,但王世修看过高宣的履历,知悉这是他的长项,果然,高宣造出了畜力车船,提为正八品都事,建炎四年初,擢为本司员外郎(从六品),即水部司的副长官,负责整个造船署,这个时候,他研制的舶舟计里鼓车正卡在了瓶颈处,正巧卫希颜便着人送来了马可?维特鲁斯的这卷著作,书中第九章正是记载了他的航海行程计的制造方法。
从书中可以知道,早在相当于中国西汉时期的古罗马帝国时代,就已经采用了类似中国车船舟的轮式桨作为船的动力装置——书中叫做“明轮”,因为这种轮子有一半是露出在水面上,当时,罗马帝国载有这种明轮的木帆船并没有当成是新的动力船只,而是作为海上的记里鼓车使用。
高宣看完《建筑十书》的第十书后,不由慨叹:“这位维特鲁威是罗马的公输班。”
公输班即鲁班,能与这位匠师中的祖师相比,说明这位维特鲁威赢得了高宣的尊敬和最高赞誉,尽管他是遥远的罗马蕃人,并且这个帝国早已衰落,但知识的力量足以跨越国界和民族,这就是智慧文明的力量。
从书中的记载来看,维特鲁威制造的记里鼓车比中国东汉时代张衡所发明的更精密,甚至比仁宗和道宗大观年间所做的改良计里鼓车也更为精巧,然而维特鲁威却在书中说这一装置是“先人传下来的”,这个“先人”是谁?——对于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而言,可称为“先人”的,是古巴比伦还是古埃及文明?
“……所以,再强盛的文明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家,才能确保文明的传承。”或许是受到刺激,高宣的灵感仿佛火花般迸发出来,不仅解决了记里车的笨重问题,记程也更加精确。
后来,这种计程装置被工部出售给大船帮,用来安装到运河的客船上,载客以里程计钱,收费更加公平,安装了这种装置的客船被人们叫做“计程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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